从隋唐佛道论争看道教心性思想的形成

  道教心性思想的酝酿是在南北朝时期,而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道体论的逐步道教化与道性论的提出。公允地说,道教的心性思想与先秦道家的相关思想以及玄学的道体论应该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但是,道教有意识地将这些思想资源作为其修行基础,并且逐步完善,确实是在与佛教的论争之中完成的。隋唐时期,道教继续延续了在佛道论争之中建构自身心性思想的历程。特别是唐初佛道论争所提出的问题,对于日后道教心性论的形成与成熟起了推动作用。唐代初期,佛道论争有两次高潮,一是唐高祖、太宗贞观之交,另一次是在唐高宗显庆年间。第一次高潮中所发生的争论很多,具有较大影响的有傅弈排佛事件(武德四年、武德七年、武德九年)、李仲卿与慧乘的辩论(武德八年)、译《老子》为梵文的争论(贞观二十一年)等等。第二次高潮中发生的争论,现今可考者有五次。两次佛道争论高潮中涉及的问题很多,限于主题和篇幅,本文只能仅仅对于唐初佛道论争所涉及的心性思想方面的内容作些分析。重点放在二教对于“道”与“道体”范畴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道法自然”、“道生万物”等本体论、本源论命题的不同看法上。【①】

一、译《老》为梵与佛道异同

  佛教传入中国伊始,为了站稳脚跟,佛教有意识地与道家联姻。由“格义佛教”到“六家七宗”,再到僧肇、道生之学所受道家、玄学不同程度的影响。此中,贯穿着的一个明显的线索就是:随着佛教自身的发展,佛学曾经积极致力于消解道家、玄学对佛教的这种影响。僧肇以及吉藏为此作了不懈努力。唐初在佛、道互相争夺思想和社会地位的背景下,佛教一直致力于否认和消解自身所受的道家和玄学思想影响的印痕。而这一历程,直到宋明以后方才被三教合一思潮所替代。在隋唐时期的三教论争中,至少在学理方面已经取得优势的佛教,对于道家、玄学以及道教对自身的理论渗透,一直保持警觉。在唐代初年,围绕着翻译《老子》为梵文,佛道学者之间发生的争论,正好说明了佛教与道教对于老庄思想与佛教之关系的不同认识。

  唐太宗二十一年(647年),西域使李义从天竺返回长安向唐太宗上表奏称:“东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臣已告云:‘支那大国未有佛教已前旧有得圣人说经,在俗流布。但此文不来,若得闻者必当信奉。’彼王言:‘卿还本国,译为梵言。我欲见之。’”【②】“于时道士蔡晃、成英二人,李宗之望,自余锋颖三十余人,并集五通观,日别参议,详核《道德》。奘乃句句披析,穷其义类得其旨理,方为译之。”唐太宗随即下敕令玄奘法师与诸位道士一起将《老子》翻译成梵文流通国外。不料,此事却因佛道学者因为若干问题无法达成一致而中途夭折,此中原由颇为耐人回味。

  这一译事,道教方面的首领成英即唐代著名道士成玄英。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玄英,字子实,陕州人,隐居东海。贞观五年,召至京师。永徽中,流郁州。书成,道王元庆遣文学贾鼎就授大义,嵩高山人李利涉为序。唯《老子注》、《庄子疏》著录。”【③】成玄英在其序文中说:“玄英不揆庸昧,少而习焉,研精覃思三十矣。”【④】从上述资料观之,成玄英作《庄子疏》是在唐高宗永徽年流放之后。而与玄奘一起翻译《老子》之时,《庄子疏》尚未成型,其思想尚在酝酿之中。贞观年间,成玄英已经在道教界享有盛名,因而才能被选拔参与玄奘的译场。不过,这次翻译中发生的争论,对于成玄英不啻是一种刺激,对于其后来的思想创造不失是一种歪打正着式的激励。

  从道宣的记载观之,这次翻译之所以不欢而散,重大争执有三:一是可否以佛教义理解释《老子》,道教方面沿袭成说,玄奘则竭力反对。二是“道”的翻译问题,道教方面主张沿用菩提,而玄奘力主以“末迦”译之。三是是否翻译河上公序的问题,道教方面主张翻译,玄奘则坚决拒绝。

  关于第一个问题,道宣记载曰:“诸道士等并引用佛经《中》、《百》等论,以通玄极。”对于这一以佛教中观思想解释老子的做法,玄奘深不以为然。

  奘曰:“佛教、道教理致天乖,安用佛理通明道义?”如是言议往还,累日穷勘,出语濩落,的据无从。或诵四谛、四果,或诵无得无待,名声云涌,实质俱虚。奘曰:“诸先生何事游言,无可寻究。向说四谛、四果,道经不明,何因丧本虚谈老子?且据四谛一门,门有多义,义理难晓,作论辩之,佛教如是不可陷伦。向问四谛,但答其名,谛别广义,寻问莫识。如何以此欲相抗乎?道经明道,但是一义,又无别论用以通辩。不得引佛义宗用,解老子斯理,定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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